讲座万字实录丨莫言、王安忆、陈思和对谈：从文学到舞台
2019年，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写作中心的几个人，包括余华、苏童，一块儿去了莎士比亚的旧居。在莎士比亚的塑像前，我发下誓言：我要用我的后半生完成一个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换。我希望将来能说：我是一个剧作家。这样的话就跟余华和苏童这两个小子区别开来了。
他们当时都在笑，所以《鳄鱼》也是对这两个家伙的回答。我写了《鳄鱼》，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写。最终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人家介绍的时候说：莫言，剧作家；余华、苏童，写小说的。
——莫言
”复旦青年记者 刘新彤 杨雨辰 整理
复旦青年记者 杨雨辰 罗皓 拍摄
复旦青年记者 罗皓 编辑
全文共10542字，阅读大约需要18分钟
5月17日下午18：30，复旦大学第十一届读书节系列活动之一“大家谈：文学与舞台”在相辉堂开展。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来到现场，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展开交流，以“文学到舞台：《鳄鱼》与《蛙》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为题进行了对谈。
▲ 莫言、王安忆、陈思和就“从文学到舞台”展开精彩对谈
尽管莫言是写小说出身，但他一直对话剧有着很深的情结。本次活动中，莫言带来了他的经典长篇著作《蛙》，这本书最后一部的话剧近期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上演，受到热烈欢迎。他还重点谈论起了计划于今年5月底出版的新书——话剧剧本《鳄鱼》。从《蛙》和《鳄鱼》出发，莫言、王安忆与陈思和从小说到话剧，从文学到舞台，从中国到世界，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以下是《复旦青年》记者记录的部分精彩内容和问答，与各位读者共赏。
文学到舞台：
“好的小说包含一部或几部话剧”
莫言：我对戏剧的兴趣确实是由来已久。
我当年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实际上写的不是小说，而是话剧。当时流行的一部话剧叫《于无声处》，在1978年前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我是先在电视上看了话剧演出，然后又找到了剧本，又照葫芦画瓢写了一个分幕的话剧，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后来回头一看感觉模仿痕迹太重了，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再看，就把那个烧掉了，开始写小说。但是我想成为一名剧作家、想写剧本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
1997年我从部队转业以后，几个广东军区的剧作家约着我写话剧，写的处女作就是《霸王别姬》，是个改编的老故事。2000年，空军话剧团在北京的人艺小剧场连演了一个月这部剧，有30多场。后来这出戏也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埃及、慕尼黑，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的演出。我觉得作为一个戏剧作家，坐在舞台下面，看着自己的剧本被舞台上的演员扮演，感觉挺幸福的。这种幸福和作为一个作家看到读者捧着你的书的感觉还不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会感觉演员的演出和演员的再演绎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我说好的小说里面都包含了一部或者几部的话剧，是因为好的小说里面都有对场面的准确描写，都有对一个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呈现。这就具备了话剧基本的要素。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尝试一下，把小说改成话剧或者直接就写话剧。
我们老一代的作家，比如老舍先生。他在话剧剧本方面的成就一点不比他小说的成就少。像法国的萨特，他话剧的成就大于他的小说的成就。阅读好的话剧剧本所得到的阅读快感，实际上一点不亚于阅读小说。好的话剧剧本是可以独立的一个读物，你不一定非得看它的演出，就光读这一本也是非常好的。
▲现场观众
《蛙》到《鳄鱼》：“用后半生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
莫言：《鳄鱼》还没有出版，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属的检察日报社工作过10年，采访过一些检察官，也采访过一些腐败分子，积累了一些逃亡到海外的贪官的素材。
让我产生了强烈创作冲动的，是这样一个契机：我当时看到了一个材料，说有的贪官逃往海外之后，因为他们本身也不懂外语，又生怕被有关部门盯上，所以天天趴在家里看我们中央电视台海外频道的节目。尤其是在奥运会期间，他们天天看比赛，一看到中国获胜也是兴奋地站起来又拍掌，又流眼泪。当时有人讽刺说：“你们逃亡的贪官也这么爱国啊。”一个贪官就说：“我真是现在才感觉到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国过。”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
第一，一个逃跑的贪官是不是真的爱国？再就是，一个逃亡的贪官有没有资格爱国？如果能够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角度的话，就具备了一种当下性。我是在2009年的时候产生了写这个剧本的初步构想的，呈现这样一个人物也算是剑走偏锋。我始终牢记的一点是：我不是要在舞台上写一个反腐败的故事，而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角度、这样一个素材，在话剧舞台上塑造一个有个性的人物。
▲莫言
“鳄鱼”作为戏剧的题目，作为象征性的情节出现在这个剧本里，也是偶然得来。我想，仅仅写一个贪官意义也不大。类似的材料在媒体上已经看到很多了。我邻居家的一个小伙子喜欢养宠物，他养的宠物是爬行动物，小蜥蜴、娃娃鱼，也包括一些很小的鳄鱼。他让我到他家去看，给我介绍了鳄鱼的习性：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的话，它就不长了。一旦你把这个箱子变成了两米或者三米，它的身体就会迅速膨胀。这个问题充满了象征意义。人的欲望，有的时候就像一条鳄鱼，你如果不对它进行控制的话，它就会快速膨胀，而且没有限制。
所以我在有了实地观察宠物鳄鱼的环境，又听他介绍鳄鱼的习性，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我就决定：这个戏的题目就改成叫“鳄鱼”吧。“鳄鱼”就变成了一个时刻存在于舞台上的“不是人物的人物”。最终鳄鱼从巨大的养鱼缸里爬出来直接跟这个贪官对话，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魔幻。
这样一个鳄鱼的形象出现，可供阐释的空间就大大扩张了。这一部戏如果搬上舞台应该会有一定针对性，也会给很多观众带来一些心灵深处的感触，或者说是震撼。这就是《鳄鱼》这部戏的情况。
莫言：2019年，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写作中心的几个人，包括余华、苏童，一块儿去了莎士比亚的旧居。在莎士比亚的塑像前，我发下誓言：我要用我的后半生完成一个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换。我希望将来能说：我是一个剧作家。这样的话就跟余华和苏童这两个小子区别开来了。
他们当时都在笑，所以《鳄鱼》也是对这两个家伙的回答。我写了《鳄鱼》，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写。最终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人家介绍的时候说：莫言，剧作家；余华、苏童，写小说的。
王安忆与剧作：限制与呈现之间
陈思和：王安忆老师跟莫言老师经历很像，她也主要是以小说在文坛上做出重要贡献。但是王安忆也写过好几个剧本，不仅是自己创作，还改编了张爱玲的几部小说。你对小说到戏剧的方面想必有自己的创作体会，能不能结合莫言的创作和你的创作，谈谈你的想法？
王安忆：应该说，我写剧本也是受了莫言的鼓励。我是一直很想写剧本的，但是我觉得舞台剧非常难。因为小说只要解决语言的问题和时间的问题，写戏剧还要解决空间的问题。要在一个限制里边处理那么多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戏剧恐怕是叙事艺术里面的最高峰。我听说莫言都在写着，我觉得自己应该试一下。
莫言，你说你一开始写历史题材，也是需要从现成的故事里面去借一个戏剧的核，对吧？我们这些人大概都不敢一上来就搞一个原创。尤其是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写过一个原创的剧本。我觉得戏剧的核非常重要，只能从别的地方借。所以我上来就把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改编成了戏剧。
当时我想要改编，正好上海话剧中心也来要求我写一个剧本。但是向他们提出这个计划之后，我觉得对方是很勉强（答应）的。我们当时对张爱玲还不太接受，觉得她很颓废，尤其《金锁记》里面没有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但是我很坚持，我说你要我写（剧本），我就只能写《金锁记》。
▲王安忆
写作的过程真的不像莫言这么顺利，因为莫言真的很有才。应该讲：我写得很困难。他们当时已经找好导演了，是黄蜀芹。她是一个很好的电影导演，但她也从来没搞过舞台剧。这一回她想试一下。
我的剧本首先要给她看，但是第一稿就被她打回来了。她说话很直接，说：“你让我无从下手，我都不晓得在舞台上怎么表现。”然后我就又写第二稿，第二稿依然被她打回来，而且她这次还骂得更凶了。她说：“你这更差，完全没法在舞台上体现。”大概这个时候她看我决心很大，就很耐心地跟我说：“戏剧和小说不一样，写小说你是可以藏着掖着、可以让读者去回味的。在我们这个舞台上的戏剧，你要立刻让观众有反应，不怕夸张。”然后我就写第三稿。第三稿递给她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很不安的。我觉得说不定还是被打回来的命运，她再打回来我可能就没有出路了。
但想不到她一看第三稿，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可以了。我就特别高兴。但是在她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她还不断向我提出了新的问题。那一段时间过得蛮折磨的，但是好在最后成功演出了。
演出陈思和老师看过的。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上海普通话版本，还有一个是香港的粤语版本。香港的焦媛剧团把这个本子拿过去以后一直演到现在，演了100多场。在我来看这个头开得还不错，但是很漫长。比莫言的漫长得多，困难得多。
舞台上的蛇与鳄鱼：
艺术其实是一个物质的替换
王安忆：我当时在家里看了《鳄鱼》的剧本之后提醒过莫言，你这条鳄鱼很不好弄的。在台上你要怎么控制它？它毕竟是个动物。
这样的事我也刚碰到过。之前许鞍华找我改电影剧本，改的又是张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当我写好剧本以后，许鞍华蛮满意的，但是她向我提出要增加一个细节。她说，在乔琪乔的家里要有一条蛇。她认为，很多香港人认为这个乔琪乔的原型来自澳门的赌王何家。他们家里面曾经有过一个传说，就是他们家养的一条蛇。这条蛇很厉害，它用尾巴卷住花园里面的铁椅子，就可以把这些椅子拖得到处乱走。
许鞍华就说，你能不能给我加一条蛇？我想办法给她加了，结果她说我把这条蛇写得太活跃了，这么写不行，因为没法控制这条蛇。所以，如果你要写一个动物的话，是要考虑在舞台上的能否控制得了它的。
所以我想问问莫言你要怎么处理你的鳄鱼。
莫言：用假的。真的咬着人怎么办？
我跟任鸣（前北京人艺院长）讨论过。任鸣说，一种选择是做一个可遥控的电子鳄鱼，里面可以装个小录音机，让它少说两句台词。它可以爬，可以翻身；另一种选择就是一个演员披上鳄鱼皮去演鳄鱼，这就要看他的能力了。
王安忆：我个人倒是蛮赞成你们后面一种，让演员扮。因为我曾经看过英国的《战马》，国家话剧院好像专门模仿他们表演过，在上海演了蛮长时间。当时我就在想虽然这匹马完全是假马、是人操作的，但是你看着就很感动。
其实艺术就是这样，艺术其实是一个物质的替换。这就是为什么我看着这匹假马都会那么感动，甚至放弃去看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战马》——那里面的战马是真马。所以在这两个方案里面，我比较赞成用人来扮演的。
莫言：也就像刚才安忆讲的，在舞台上出现了一匹真马是很荒诞的，没有任何的艺术性。但是如果在舞台上出现了一匹非常逼真的、能像真马一样在舞台上走的假马，就变成艺术了。真和假之间也是有辩证关系的。
那对于《鳄鱼》而言，如果说我们真的弄了一条鳄鱼趴在那个地方，会把人吓死的。如果让一个演员化妆成鳄鱼趴在那里，一趴趴好几个小时也很累。另外，这鳄鱼有好几个阶段，刚开始很小，最后长得很大，要好几个演员来化妆扮演鳄鱼，恐怕也不行。我觉得还是做一个用电子来控制的东西，难度不会太大。
陈思和：我觉得可以，因为鳄鱼一开始很小，后来每一场都长大了。前面可以用电子的来做，但是最后一场最好是人扮，因为最后一场鳄鱼说话了。
莫言：确实是，因为它要讲话。而且它这个时候突然站起来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既然要荒诞那我们就荒诞到底吧。
▲莫言、王安忆、陈思和就“从文学到舞台”展开精彩对谈
和谐共生乡村中的动物文学
王安忆：你似乎很喜欢写动物，写蛙、写鳄鱼、写牛，还写骡子，好像你（莫言）的小说里有一个生物链。你把这些动物和人的生存、生命联系在一起，似乎在你看来这个世界很平等。我觉得你（莫言）对人性的看法和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不一样。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你身边真的有很多动物，另一方面是民间对这些生命的一种神化或者说对象化。
陈思和：莫言你有宠物吗？
莫言：我不养宠物，我觉得养宠物不那么“动物化”。1987年去德国访问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出来叫《狗、鸟、马》。说德国的很多狗长得不像狗，像猫。而猫不像猫，反而像狗。一个美国翻译家跟我说，你见了人家狗，就得像见了人家的孩子一样。如果你主动地去摸一摸宠物的脑袋，对宠物示好，是对主人的一种最好的安慰。
我觉得很难理解。像我书里写的野狗一样，天天在广场上照着月亮吠，月圆之夜几百条狗在一块开会，大喊大叫，穿房跳墙，在田野里面追野兔。这样的狗我就比较喜欢。
我们家当年也是农村，也养过狗。养狗，就是要它看家护院；养猫，就是让它捉老鼠。当然有的猫它不捉老鼠，它吃小鸡了，就要受到严重的惩罚了。
我也写过一部《猫事荟萃》。我当时看到《参考消息》上正好有一篇文章说，日本北海道有一只猫被主人扔到了20里外的地方，然后它用了3个月的时间回家。我说：“这算什么？太一般了吧。”我就想起当年我们家里养的那只猫。因为它吃小鸡，后来我们就把它装到麻袋里面，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转晕了之后弄到胶河农场的拖拉机上，拉去了三百多里外的地方。它走的时候留下了三只小猫，我们就用剩下的饭渣子把它们喂大。
结果过了大概两个月，有一天下大雨，我中午睡在炕上，就听到这三只小猫在下面乱叫。下来一看：老猫回来了。三百多里路，怎么回来的！尾巴剩了半条，全身伤痕累累、瘦骨嶙峋。三只小猫见着娘可要命了，在老猫身后滚来滚去，我们很感动。
▲现场观众
所以后来我看到日本的猫，就觉得跟我们家的猫一比简直是太小儿科了。生活当中本身就有很多类似的事件，包括我写的《养猫专业户》，后来我还写了一本小说《牛》，里面写的都是我亲自放过的牛。
现在我做梦梦不到当年的人，但经常会梦到我小时候放的牛：它来了！摇摇晃晃的，因为这一头牛是有一年我打过的，前两天我还又梦到了它。我刚换上新裤子，牛一甩腿，“唰”把新裤子裤腿给卸下来了。我暴怒了，然后拿着鞭子把这个牛打得到处乱窜。
后来经常忐忑地想，当年只是为了一条裤子，也不怨恨牛，我干嘛要打牛。我对这个牛很抱歉。所以梦到这个牛来的时候，牛说：“你看把我打的，至今还没长好。”我猛然就醒了，南柯一梦啊。
类似的这种经验还有很多。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这些特别的有个性的动物，甚至比人留给我的印象还深。现在都过去50多年了，我还对十几岁的时候记忆非常深。
民间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和传说也都跟动物有关系。这样一种民间文化实际上跟自然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上海也是家家户户养牛，你（王安忆）的小说里肯定也会有很多这种东西，如果大家都养马的话，马肯定也都会变成孩子生活中重要的记忆。
王安忆：城市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祛魅祛得的太干净。我们都是科学主义，客观看这个世界。
陈思和：我觉得这是现代的城市。我当时住在工人新村，在我童年时代的城市里面，目前莫言写过的那些动物小时候我都看过。我家边上就有养奶牛的，还有我们养的鸡和鸭之类的各种动物。当时的城市里面泥土的面积还比较大。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你（莫言）是怎么来看动物和人的关系的？一般无非两种，一种就是人是高于动物的，人是能拯救动物的。还有一种很厌世的，认为人都是坏的而动物是比较好的。你从小跟很多动物一起生活，到今天，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你是用你自己童年时期的眼睛来看动物，还是以现在的眼睛来看？
▲陈思和
莫言：动物实际上跟人一样。我们说：牛好像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不一样，每一头牛都有个性，它不但在身体体型上、颜色上不一样，包括牛头、尾巴，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生产队当时的十几头牛，每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牛走路特别快，有的牛的特别懒。所以那些老农民要下地干活了，他就要选一条特别利索的牛，不要鞭打就走得很快的那种。实际上所有的动物都是有个性的。在农村孩子的记忆当中，它是作为无数个有个性的动物出现的，而 不是作为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群体出现的。有这样的经验和记忆，我就很难把动物跟人完全区分开。
总而言之，我想农村生活是人跟动物和谐共处的。我们的农业社会和农村生活就处在这种既有斗争也有和谐的共生状态中。
我觉得科学有时候跟文学是有点冲突矛盾的，我们当年没有具备那么多的科学知识，所以产生了嫦娥奔月的神话，我们把月亮想象成月宫，有玉兔、有桂树、有蟾蜍、有吴刚，产生了那么多美丽的神话。当科学证明月球就是一个冰冷的球体，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荒凉的戈壁滩的时候，什么样的神话都不可能产生了。所以我想，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产生神话的时代了。
城市与乡村：回不去的乡土
陈思和：莫言你跟安忆是好朋友，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创作有非常大的不同。你在农村长大，作品主要都在写农村，但这一次你突然写了一个发生在美国都市环境下的作品。而安忆是城市长大的，作品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城市，但在你的作品写到农村的时候往往会写得特别好。包括像《大刘庄》《小鲍庄》等等，你的小说老是要从城市走出去，然后看到另外一片天地。对你们来说这些相反的生活经验在创作当中是怎么形成的？
王安忆：我其实是下过农村的，插队落户的时候我们都去过。但是不知道莫言你是否还记得，其实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是对我们这些人是有成见的。你觉得，知青总说自己怎么受苦，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开，而你们是不离开的。
其实我从来没有写过一篇谴责农村生活的文章。在这一点上，莫言和我的认识是一样的。
我有一个和别人很不一样的经历，我不是在一个农场，也不是在一个集体户，我是单个去插队的。我到农村时候周围都是农民，所以说我心里其实是感到非常不公平的。我写农村的时候，不会像通常那样怀念田园生活，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农村。这和我的遭遇有关系，我们下乡的生活非常寂寞、非常艰苦，然后周围的人和我那么不一样，我想的事情和他们想的事情都是相隔老远的。
如今我还是觉得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但是教育归教育，我还是不愿意回农村。我至少觉得，最好不要去受这些苦，最好还是让我去好好地上大学，学习某一个专业，然后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活。我觉得那种农村生活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也未必是我最好的发展。
其实我对农村的阐释好像和一般知青还不太一样，在这儿我也稍微为自己做一些辩解。
莫言：我对王安忆实际上没有成见。1985年《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了我的《透明的红萝卜》，你的《小鲍庄》。
《小鲍庄》对农村的描写角度是我并不具备的。
▲莫言
我跟史铁生、梁晓声这些插过队的同志朋友说，像我这种在娘肚子里面插队的人——就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当然会觉得一群城市的知青是来做客的、来观光的，不会永远在这个地方。而且这批人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全国的各地对知青的生活待遇有所提高，照顾得比较好了。
所以他们没有像第一批老知青那样直接插到农民家里去，他们自己有集体宿舍，生产社派的炊事员给他们做饭，而且每年都要放假。而且那时开始流行走后门。所以我认为这样的知青是体会不到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这种生活的，他们在这里是不安心的，他们时刻想回去，回到城里去。
当然，我相信他们这样一个角度观察到的农村，跟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感受到的农村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也不能以我的感受来否定别人的感受。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偏激，我说你们这些人是来做客的，你们看到的农村是不真实的，只有我感受到的才是真实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我看问题全面了，尤其你（王安忆）今天来这么一说，我觉得你也不容易。王安忆喜欢直来直去，但是她的农村小说确实写得非常得地道。包括像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们农村孩子也写不出来。之所以有这么多作家可以写同样的题材，就是因为大家的立场和角度不一样。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出发，即使是同样的事物也都可以构成好小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现场观众为精彩对谈鼓掌
陈思和：那你能不能谈谈都市和西方生活对你来说有什么触动？
莫言：我在城市里已经生活了40多年了，当下的农村反而让我觉得很陌生。
我当年的那种劳动方式、邻里关系、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想法，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第一，现在农村都机械化了；第二，农村也不是我们当年那种人民公社的生产劳动方式了。人跟人的关系也都发生大变化了，而且年轻人也都进城了。我也试图问一些现在的孩子们，发现他们现在想的跟我们当时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想的当然也很具体，而且大多数孩子也都受了很好的教育，有很多考上大学，但是找不到工作也回来了。或者是在城里面3天换一个单位、5天换一个单位，但是他们最终也都会慢慢地成家立业，慢慢地找到最适合自己干的事情。
农村的这种变化，如果仅仅看到这种物质方面的，走两趟就可以了解。但是如果要了解当下的农村青年内心的东西，确实很困难。我已经老了，人家也认识我是一个作家，他们不会对我说真话。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年轻人来写比较好。
也就是说，如果我把笔触伸到城市里去，也是很表面的话，就写不了。写城市也好、写农村也好，最终是落实到写人上来的。如果你对人心不了解，写什么都写不好。只有了解到某一群体的人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才可以写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乡土文学跟城市文学这些界限是越来越模糊的。我也读了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很难去界定他们写的是城市题材还是农村题材，（其实）就是写人的文学小说。
现场问答
提问一：想请问莫言老师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自己对戏剧创作的兴趣由来已久，也有从小说家转型到剧作家的愿望，那么在新书《鳄鱼》出版之后，您近期有什么写作计划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现场观众向三位嘉宾提问
莫言：现在计划确实是很多，有在构思长篇小说，也有继续写剧本，甚至在写戏曲，但是下一步究竟会先写什么我也不知道。现在我想得最多的是另外一部话剧，主人公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1943年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有一个高密老乡被美军抓住，送到日本。然后他一个人带着几个朋友跑到山上去，日本投降了也不知道，一直像野人一样生活到1958年才被日本人发现，后来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终于回到了中国。他在日本北海道的深山密林里面孤独地生活了13年半，后来还活到了将近90岁。前两年还老是去跟日本打官司索要赔偿，差一点打赢了。我1984年专门骑自行车去采访过他，骑了100多里路，当时他已经快到80岁了，身体非常好，挑着一担水还能箭步如飞，身上根本没有留下一个人在深山里面像野人一样生活这么多年的痕迹。所以我最近总是在考虑，争取能够把他的故事写成话剧。
提问二：三位老师好，刚刚三位老师提到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引发了我关于现在故乡问题的思考。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出生在城市里，我们的心理结构和行为习惯都和从前完全不一样，生活又变得特别的同质化，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故乡完全不像传统文学里那样神秘而具有想象力。所以想问三位老师一个问题，在现在的文学里，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和故乡之间的关系？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我们还能怎样去书写我们的故乡？
莫言：刚才我们说了，现在所谓的农村、城市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随着这种生活的变化，物质的变化，人生也在变化。过去一个农民，如果你不能当兵上大学的话，这一辈子可能就在村庄里面，你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县城的范围。他的视野是很狭窄的，写这样的生活自然跟当下的生活大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多的去考虑题材是农村、乡村、城市，还是要盯着人来写：写你熟悉的，你感兴趣的，你认为有意义的东西。要把人写好，写出个性，写出典型性来。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语言的问题，刚才我们讨论的是话剧，话剧的魅力就在它的对话台词。充满了激情的，或者是充满了讽刺意味的，或者充满了暗示和潜台词的语言的魅力就是话剧最大的魅力。
反过来小说也是一样，好的小说语言才能够真正使小说故事成为文学。如果语言不好，故事很精彩，那也就是个故事而已。
所以锤炼好语言，发现人物的特殊性，结合自己最强烈、最真切的感受，不要管乡村或城市，想往哪里写就往哪里写。
▲现场观众向三位嘉宾提问
提问三：想请问一下莫言老师，如果邀请您对王安忆老师的一篇作品进行剧本的改编的话，您会选择哪本小说来改呢？选择它的理由是什么？
莫言：我看过王安忆的一个中篇小说，写的是在美国的饭馆里的三个中年妇女。
王安忆：《向西，向西，向南》。
莫言：我觉得这个能够改编成一个很好的电影或者是话剧。
第一，它有固定的场景，几个饭馆；第二，这个小说跟我们中国人到西方的移民历史是能够联系起来的，而且也反映了小人物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的那一种挣扎，以及在那样一种特殊环境里面，人们之间存在的温情或者真情。
她的小说缺少“枪刀剑戟”的碰撞，写的都比较的绵密，所以改成电影也不会太好看，会是个文艺片，不是个商业片。
提问四：老师您好，目前ChatGPT是比较火的一个时代议题。我想请教您，作为一名当代的知名作家，您对这种人机协同的写作趋势有什么看法？您会不会使用ChatGPT对你们未来的创作进行辅助？
莫言：这是现在一个热门的话题。我昨天晚上在一个活动上也讲了这个事情，有人以为我是反讽，实际上是真的。我是要给余华颁奖，我就想是不是需要写两句他的赞语。然后我就找前年山大毕业的一个博士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弄一段赞语？他就（在ChatGPT上）输入了“余华、《活着》、拔牙、《文城》、《十八岁出门远行》”，它生成了一个1000多字的赞语，我一看像莎士比亚的话剧一样的，很夸张的。
这样的文章乍一看确实挺唬人的，但是你认真读一遍，就发现没有一句话是你没听说过的，全都似曾相识，好像好几个人的文章搅在一块。没有独创性，更没有感情色彩。
我也让人搞过这种试验，让它（ChatGPT）写一首七律旧体诗，那就更快了，总共五十几字。给它一个情景，江边、深秋、红叶、大江、帆船，瞬间就能生成一个完全符合技术要求的律诗，但是没有一句话是像样的，没有一句是能够流传下来的，都是似曾相识的东西。因此起码在目前这个阶段，我想作家、诗人们还是不要太悲观，不要怕，将来会怎么发展我也不知道了。现在我看到它们创作的东西，确实第一没有感情，第二没有原创性。接下来发展到一个临界线，它自己具有思维能力之后，会不会具备一种创新能力，这很难判断。科学的事我们不懂的话还是要保守点，不要轻易下结论。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向嘉宾赠送馆内特藏书籍
（本讲座实录有删节）
微信编辑丨陆宁玥
审核丨徐竞彦
推荐阅读